这些助学金拨发文件，其中都写明“深圳南山——江西井冈山1+1助学活动”的助学金标准为“人均40元”。在该活动第一次捐款时，吉安地区的资料显示“根据捐方意愿及资金到位情况，目前确定的受助生总数为3069名，助学金标准为人均40元，拨款总计122760元。”阮晓燕解释说，陈小喜第一笔接到的40元钱，就属于这批拨款中的一部分。

　　当年的戈坪小学，每学期学费是多少?在学校任职三年的现任校长胡会平先说“可能也就是40块钱”，后听记者转述其他当事人的回忆(陈小喜：200元;邓文忠：二三百元)，胡会平又确认了记者的说法，并提到：40元钱的捐款并不是为了替学生交全部学费，而只是作为一部分补助。

　　既然如资料显示，第一次捐款的人均标准的确是40元，那为什么深圳南山区的陈楚碧拿出了400元?吉安市的官方调查结果表明：“‘1+1’助学以解决每个贫困学生每学年的书本费及基本学习资料费为原则，标准定为每个学生400元人民币(按小学一至五年级计算总额，5年10学期，每学期40元)。”

　　共青团深圳市南山区委书记刘菲菲确认了这一说法。“当时的团南山区委倡导各界人士按照一次性救助的原则，拿出400元资助一个贫困学生。”刘菲菲说。至于在第一次捐赠后的另外三次捐赠，属于陈楚碧的个人行为。

　　依据官方的调查结果，400元钱被分批次发放到了学校，小喜在收了两个学期之后，从戈坪小学毕业，故不再有受捐资格。

　　余额

　　不论小喜收到的是40元还是80元，400元中余下的钱去了哪里?在官方的调查结果中，对于“其余320元钱”的去向解释是：转为资助其他困难小学生。对此陈楚碧感到不解：“我当初签订的是一对一的捐赠项目啊，为什么会给到别人?”

　　记者致电江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贫困学生资助爱心热线，负责人告知：如果有受捐对象离开学校的情况，需经由当地团委和希望工程办联系其一对一捐赠人，并把继任受捐对象的信息(含家庭经济状况)提供给捐赠人，由捐赠人来定夺是否将捐款余额转给继任的受捐对象。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的研究部主任章高荣则告诉记者：如果捐赠人和捐赠对象此前有协议，并且协议中写明了会将余款转移的话，事后在重新安排捐款余额的时候就不必经过捐赠人的同意。

　　在吉安市希望工程办，记者拿到了井冈山老区与深圳南山区当时在1995年签订的“开展1+1助学活动协议书”。该协议书中协商内容，包括分两批次将320万元汇到江西省吉安地区的“希望工程基金账户”，另外在第六项中，明确写道：“待受助学生全部毕业后，捐款余额重新用于安排救助贫困学生。”文中并没严格规定可重新分配捐款余额的时限是“小学毕业”。

　　记者分别调到了团吉安地委1995-1996学年、1996-1997学年的助学金下拨文件，反映了从1995年到1996年，拨给吉安地区下属各县市的款项和名额有了几次变化：1995年9月计划下拨的122760元(3069人)，实际拨发了114480元(2862人);1996年3月下拨154400元(3860人)，到了9月份，降为48600元(1215人)。阮晓燕解释说，这些减少的部分，就代表着该县各学校已经毕业的学生。

　　1995年，陈小喜、邓文忠、邓金平和赵紫平的另300余元钱分配给了谁?1996年他们毕业后，捐助人的个人捐赠都分配给了谁?旧事过去18年之久，当年五年级3班的班主任李清喜表示已经记不起来了，同学们更是既不知情也无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