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作为居民组长，陈楚碧女士决定自己出资捐助一个井冈山地区的孩子。她当时得知，供井冈山地区的小学生一个学年的费用要400元，于是她拿出400元钱，和其他几位居民组长、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钱和在一起，作为第一笔资助款寄了出去。

　　陈楚碧回忆，当时拿回了一张结对卡，上面记着与她结对的孩子名叫“陈小喜”，以及戈坪小学的通信地址。活动组织者告诉这些捐赠人：本着自愿的原则，以后各位可以自行给受助对象寄款项，团委不再统一组织。

　　于是从1996年到1998年，陈楚碧开始每年9月份前后给陈小喜寄去400元钱——能够支持他读完一年的学费。寄了4次，一共1600元。每次钱都是通过位于大汪山社区东北角的邮政储蓄代办处寄出的。“钱没有退回来过，说明都寄到了。”多年过去，陈楚碧没有留着当年寄钱的票据，邮政代办处的人也都不知情。

　　第一次捐款之后，陈楚碧很快就收到了陈小喜的感谢信;之后，她还能以大约每学期两封的频率收到信件，每封信的内容都是小喜在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以及家庭状况。陈楚碧则每每鼓励小喜，要他安心读书，还间或在信里夹带10元、20元或30元钱。陈楚碧就这样和小喜“通”了四年的信。

　　但是从没人提起过每年捐赠钱款的事。

　　会面

　　2001年，陈小喜已经在家务了近两年的农。倍感辛苦之余，他又想起了那位从未有过音信的深圳阿姨，于是托自己在广东东莞打工的叔叔写信联系陈楚碧，信里告诉了对方：由于已经毕业，小喜现在的通信地址已经变更到了戈坪乡舍龙村的家里。“当时想法比较天真，我觉得东莞离深圳近嘛，也许可以联系得上。”结果小喜天真的想法收到了奇迹般的效果：陈阿姨来信了。

　　两人终于真正通上了信。陈楚碧还在鼓励小喜好好读高中，表示直到将来读大学，自己都会支持他的。小喜只有无奈地告知阿姨，自己已赋闲在家，并请阿姨为他在广东找一份工作。陈楚碧则寄回20元钱作为路费，当时打算让这个“女孩”来自己家里做保姆。

　　结果陈楚碧的大女儿有一天突然在家接起了一个电话，转告说：“妈咪，有个叫小喜的男的找你。”陈楚碧这才知道，“通”了六七年信的受捐赠人，性别都被自己搞错了。

　　2001年，小喜和陈楚碧在深圳见面了。阿姨为小喜找了另一份工作，小喜在阿姨家里常来常往，热络了以后，阿姨成了“干妈”。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两人聊起了过去，突然发现一件事对不上了：1995年的400元钱，到小喜那里只剩下了十分之一;后面三年的每年400元，也没有寄到小喜的手里，那些寄往戈坪小学、中学的信也都石沉大海。但这些往事并没引起两人太大的反应，“过去了就过去了。”小喜表示不想追究，陈楚碧总是说：“做了善事不求回报，做过就好。”

　　陈楚碧一直都不知道的是，自己当时还很小的二女儿听到了母亲和小喜哥的对话，在心里一埋就是11年。

　　说法

　　2013年3月，陈楚碧的二女儿在某个场合提起了这件往事，被深圳大学传播系副主任孙海峰发到了微博上，“捐款缩水”一时甚嚣尘上。“有网友还计算了一下，捐款的缩水率为97.5%。”陈小喜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