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已成各领域潜规则

　　今年“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建议：在刑法第385条行贿罪的规定中，增加如下条款或做如下司法解释：

　　“受贿犯罪中，受贿人为请托人实现的不正当财产性利益应当予以追缴、责令退赔或者返还被害人。因受贿犯罪使请托人取得财产性利益以外的经营资格、资质或者职务晋升等其他不正当利益，建议有关部门依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对于行贿取得的利益问题。我认为，如果认定其是行贿，那么谋取的必然是不正当利益，当然要追缴回来。”屈学武教授认为，仅有物质打击远远不够，应该去掉刑法第389条中的构成行贿罪的要件‘谋取不正当利益’，对行贿者加大刑事打击。她的观点也是很多学者的意见。

　　“我们对行贿打击不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一个‘帽子’规定，即必须是‘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才可能构成行贿罪。那也就是说如果谋取的是正当的利益，或者不是不正当的利益的，都不构成。而且如何界定正当和不正当，很难。”

　　早在2006年，我国便已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公约中对行贿的定义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样的要件。

　　另外，公约明文规定对行贿与受贿要同罪同罚。而且规定对实际给付的要惩罚，对提议给付或签约给付的也要处罚。

　　在司法实践中，执法人员为尽快侦破案件，顺利取得贪官受贿的犯罪证据，常常对提供证据的行贿人采取宽大的政策，很多行贿人成为惩处贪官案件中的证人。结果是，只要行贿人交代出行贿事实，一般会得到宽大处理，极少行贿人被认定为犯罪。

　　这样的一种司法习惯，让行贿成为一种风险小、成本低、利润大的手段。

　　“现在行贿太猖獗了，甚至成了一种潜规则，几乎无处不在。行贿花样百出，甚至到了靠行贿跑官的地步。这样的官跑出来有什么执政能力呀。”屈学武教授认为，整治行贿不利，导致越来越多的潜规则，进而影响社会风气。

　　“有些官员，你只要坐在那个位置上，好像都很难逃掉。”屈学武教授认为，纵容行贿，也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

　　“另外，行贿也会破坏社会生产力。最近美国在查微软公司在中国有没有行贿行为。他们有《反海外腐败法》。他们认为，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如果海外的子公司存在行贿，那么对其他公司来说则是一种不正当竞争。他们的这部法律非常严厉，一旦发现有行贿行为，则会遭到很重的经济处罚，重到很可能让一个公司倾家荡产。”

　　屈学武教授认为，行贿成风且惩治措施明显落后，这些都使得打击行贿犯罪已成为当务之急。她认为，打击要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着手。立法上，屈学武教授主张去掉行贿犯罪的要件“谋取不正当利益”。

　　“刑法应做修改，把目的限制取消，规定只要是采用了行贿手段，取得的所有利益即使是貌似正当合法的利益，也就都是非法的。”

　　屈教授认为，司法上，可以考虑引入贿赂推定制度，已知一方行贿或受贿，就可推定另一方受贿或行贿，除非能提出反证。这个制度首创于1911年英国的《防治贿赂法》，后来被不少国家在其反贪污贿赂法中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