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监狱宣传科长对他说，“你这么写，就不能减刑了。”

　　“不减就不减。”高勤荣硬梆梆地顶了回去。

　　高勤荣入狱，也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据他本人回忆：2001年3月，全国政协常委杨伟光、高占祥等7人，就此事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了第89号提案，他们指出“这是一起明显的打击报复、有罪推定，甚至是涉嫌栽赃枉法”。这份提案转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最高法院曾指示山西立案再审;2003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韩雅琴等人为高勤荣再次提出建议案，仍然没有结果。

　　8年之后，高勤荣出狱。

　　老高认为，当记者成为百姓心中的“铁面判官”，许多有冤屈的平民百姓不找法官找记者的时候，记者其实已经处于危险的境地了。“你既然是百姓眼中的救星，那么自然也就成了腐败分子的眼中钉!危险甚至牺牲，就在你眼前。”他说。

　　一位学者分析说：“我认同这种理念：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都与另外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当所有的‘高勤荣’都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我们自身的公民权利也就岌岌可危了。”

　　揭开“血色黑洞”

　　出狱后，他没了记者证，成了无业游民。最初就是靠爱人的那点工资。后来，他想，总不能靠老婆养活，他先想到了卖血，后又想，在街上摆一个擦皮鞋摊，取名“记者鞋摊”。

　　还有人给他出主意，“把鞋摊开到运城市委门口去，除了擦鞋，没事就在那里磨刀。”高勤荣说起这个创意就哈哈大笑。由于家人的反对，他最终没去擦鞋和卖血，而是和以前的一些好友做点小生意，平时写点东西，策划点广告，生活勉强维持下去。

　　做了二十多年记者，高勤荣还是喜欢做新闻。出狱后，打抱不平的性格还是没变，手里又有了线索。

　　这时的他不是记者，没有发稿平台。他说，时代给了他机会，自媒体时代到来了，“我感觉互联网比以前的平台还好呢。”

　　尽管他不是记者，但他毕竟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他的新闻敏感性比一般人要高出许多。他搜集线索、证据，在博客上撰写稿件，抓的依然是新闻热点，而且一抓一个准。有重大题材，他会与媒体合作。

　　山西某煤管站站长，不到一年，就挪用公款一亿一千万元。关于此事的报道在《南方周末》刊发，他用了笔名。

　　2011年底，他与《新民周刊》记者合作，撰写了三万字的《血色黑洞》，揭露了山西煤炭采空区塌陷的现状，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2012年，他接举报，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家里丢了5千万元现金，他第一个在微博上披露，各家媒体纷纷跟进报道。

　　用高勤荣的话说，他的线索引发的话题传播得“铺天盖地”。

　　“哎呀，我一看，这互联网的力量太大了，比传统媒体传播快多了。现在是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尤其是新任领导上来之后，很重视实名举报，我借互联网和新政的东风，又有了战斗的舞台。”老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