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村都富了起来，你咋样，存了多少?”老高问。

　　村支书什么也没说，默默地到衣柜里拿出了存折，扔给老高。

　　“我接过来一看，才300多块钱，他把村子搞得那么富，自己却没挣多少。我当时非常感动，眼圈也禁不住湿润了。”回去后，他便写了一篇《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把这位村支书的事迹好好地弘扬了一番。后来，这位村支书被评为全国优秀党支部书记。

　　还有一次流泪，是悲愤交加。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去忻州采访。在宾馆里，他看见窗外有一个警察晃来晃去，高勤荣就把他叫了进来。警察一进门就跪下了，“你是记者吧，你救救我儿子吧!”

　　这个警察说，有天晚上他儿子肚子疼，送到医院后，医生给输了液。没想到半夜，儿子疼痛加剧，他急忙去找值班护士，护士找到值班大夫。这个值班大夫一边打麻将，一边对护士说，再挂一瓶液。结果，凌晨5点多时，娃死了，才9岁。

　　高勤荣一听就火了，“老百姓死活都不管，是什么狗屁大夫!闹他!”

　　回来后，他在《山西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张磊之死》。随后，又将稿子交给新华社山西分社，经该社记者调查后，联合署名在全国发表了一篇通稿《医生忙着打麻将 孩子死在病床上》。山西日报刊发此文后，副省长立即批示严查，最后这位大夫被严肃处理。

　　提起这件事，高勤荣至今还有些哽咽，眼泪打转转。

　　他咳了一下，定了定神说：“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又气又悲。我还记得是这么写的：张磊死了，人们感到可怜，但更可怜的是，响应国家号召做了节育手术的母亲。我写到这，真的是流泪了。后来听这位警察说，他老婆看完这篇文章哭得死去活来。”高勤荣说。

　　“我当记者这么多年，经常深入农村、工厂。只要心里有百姓，笔下有群众，与民同歌，与民同泣，就活得非常充实。”

　　命运的祸根

　　高勤荣在舆论监督的路上越走越远，他的好报道频繁见诸各大媒体，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名气大，影响深。

　　1996年，他去运城采访，正好该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四县受灾，他跑到第一线采访，看到军民昼夜在河堤上奋战，却不见该区的主要领导。一打听，当地市委书记出国了。再打听，当地专员到北京看病去了。

　　有人私下告诉他，当时，运城地委要换班子，专员可能到北京“跑官”去了。高勤荣一听又火了。洪水这么大，居然去“跑官”。他托朋友找到了北京有关人士询问此事，证明此事并非空穴来风。

　　高勤荣马上写了一篇内参《抗洪救灾军民昼夜奋战可歌可泣 以病为名专员漠不关心“临阵逃脱”》。前半部分，他记叙了军民如何昼夜奋战。后半部分，他写道，在洪峰第二次到来之际，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运城地区的行政最高长官却只身跑到北京，看病乎?要官乎?人们气愤地说，在人民最困难的时候，焦裕禄、孔繁森能挺身而出，而我们的专员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