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得不让人扼腕一叹。

　　不忠探源

　　金是国家的外派干部，也可以说金是国家利益在海外的代理人。那么这个代理人为何在“忠诚”问题上丢掉晚节?对于委托人——政府不忠?

　　本文不愿再就个人道德问题展开讨论，这原本就已是老生常谈。抛开个人的道德风险问题，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委托与代理”关系似乎也可管中窥豹。

　　作为国家利益代理人的金似乎缺乏必要的激励。有一种说法认为，“金在港的工资少得可怜。”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金每年实际收入的确不高，总数不过三五十万港币。一般港资企业中上层的年收入都会高于此数。当然也会有人说，金德琴可以大把地花国家的钱而不犯罪，但这毕竟那不是光明正大的个人收入。

　　不能否认的事实是，金德琴在嘉华银行的收入缺乏真正的市场定价。事实上，工资也只是一个方面，按照香港的惯例，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会讨论工资、休假、解聘补偿等等很多细节问题。其中解聘补偿至关重要。如被解聘的惠普CEO卡莉·费奥利那，她的解聘金更是个天文数字。这些价码都是双方在订立契约时便讨论好的。

　　在香港，绝大部分上市银行的CEO、行长、副行长等，都是经过相互讨价还价地从市场上寻觅。但金显然并非通过这类模式进入角色的。其带有将功补过的“直接派遣”程序本身就埋下了定时炸弹。

　　根据20世纪30年代伯利和葛迪纳·米恩斯出版的经典之作《现代企业与私有财产》中所言，代理人仅出于从这个代理关系中个人利益能够得到实现，才为委托人而忠心效力。如何能让代理人服务于股东的最大利益，这是代理理论要解决的核心。

　　从道德角度讲，委托人将“忠诚”定义为“代理人所必备的惟一最重要的品质”，而代理人则把能否从为委托人效力中得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实现，作为第一条件。

　　根据国内资深金融家蔡重直的研究，该理论有三个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概念：

　　其一，是市场关系，这是一个委托人和代理人公开相互交易各自利益的市场，而不是权力系统中的一个任命，也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道德要求”，即，我要你无私奉献，而我却不必遵循道德标准，我可负你，但你不能负我;

　　其二，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不是友情或亲情的关系，更不是臣民关系，不存在“惧怕”;

　　其三，是契约的关系，各自对对方利益的满足度和约束是以商业合同的形式确定的。

　　而金当时所面临的现实是：行政关系代替了市场关系;上下级关系代替平等关系;单方面的口头要求代替契约关系。

　　金作为代理人——国家的外派干部，他很难提出个人利益诉求，而且个人利益要服从公共利益，而非协调和谈判，更不能与“组织”讨价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