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原本是一间13.8平方米的教师宿舍，位于南三环外城中村分钟寺内。6年前，老两口搬来这里。

　　茶几上，是一把已经发黑、开始往外溢水的香蕉，10元3包、临近保质期的雪饼，还有一台2元钱买来的收音机。就是这台收音机，让杨德志听到中华遗嘱库建立的消息。当时，他激动得半宿没睡着觉。

　　他劝说妻子，也去立份内容相同的遗嘱，王秀兰却还在踌躇。与丈夫相比，她还能和儿子勉强说上几句话。但“犟脾气”的丈夫和“不争气”的儿子，让她夹在其中左右为难。

　　“你看我们家正常吗?吃最便宜的，用最便宜的，别管东西有用没用，逮着便宜的就往家里抱。”王秀兰叹息。

　　这远不是他们最窘迫的时候。2003年，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加上杨子龙的强硬要求，并不宽裕的夫妇俩，想送儿子赴荷兰留学。前前后后，他们一共花了15万元。

　　“在当时，那可是一套房子的价钱。”杨德志抽了口“红梅”，这烟3元一包。

　　那时，他们的生活，节俭得近乎捉襟见肘。王秀兰在地上看见个瓶子，就会捡起来，一天捡上十个八个，只能挣个几毛钱。但在王秀兰看来，这都是钱。

　　事与愿违。2006年9月，杨子龙被遣返回国，并没能带回一纸文凭。时至今日，“海归”的他，依然靠打零工混日。

　　把儿子的照片捆起来

　　杨子龙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样子?

　　“都是被钱‘烧’的，再加上出外留学，他被改革开放以后进来的‘苍蝇蚊子’带坏了。”杨德志认为。退休高级教师王秀兰育才无数，却对大儿子的现状百思不解。她开始关心起电视上教育失败的案例，想从中寻觅答案。

　　好在，夫妇俩还有他们带大的二儿子。看到妈妈挨打，他会跳起来，和大哥急。怕大哥来骚扰父母，有一年，他特意搬来分钟寺，守在爸妈身边。

　　都市快报记者一直试图联系杨子龙，但也许是出于种种顾虑，无论是杨德志还是王秀兰，都拒绝提供两个儿子的联系方式。记者来到杨子龙居住的玉林里，但房内一直无人应答。一个邻居说，这套房子早在一两年前就租了出去。

　　而在杨德志的房间里，两张并排单人床上，他藏着一个连妻子都不知的秘密。那是一个玻璃相框，镶嵌着杨子龙小时候的照片。杨德志用蓝色的布条，一层层地把相框捆绑起来，打了一个十字结。

　　“我不想看到他，免得我自己腻歪(厌烦)。”相框的位置，正在他每天睡觉时躺下的位置，一伸脚，就能蹬到。

　　这张照片上的儿子，清秀的相貌里透着乖巧。6年前，从家里“逃”出时，杨德志将它与房产证一起带出。6年了，一直没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