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熠说，事后，喧哗声中混杂着调侃声，有网民写道：“安放很轻率，搬迁也轻率。未公开征集公众意见，招致高声反对;这样悄悄地搬走，又闪了默默支持者的腰。”

　　孔子和儒家的历史兴衰

　　“孔子像隐而显、显而又隐，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何尝不是兴而衰、衰而又兴呢?” 张允熠告诉大家，早在战国时期，孔学就跌落过;秦始皇焚书坑儒，更是儒家的旷古劫难。

　　汉武帝时儒家又一次复兴，但至东汉末年再次跌落，三国魏晋，最流行的是“新道家”的玄学。随着佛教在中国的风靡传扬，至隋唐时，儒学的地位已亟亟可危，所以才有韩愈挺身而出撰《原道》篇，大声疾呼要接续儒家孔孟的“道统”以抗“夷狄之学”(佛教)。但是，真正传承了儒家道统的，是宋代程朱理学，理学因此又被称为“新儒学”。自朱熹的《四书集注》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被钦定为官方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命题库之后，孔子万世师表的历史地位才真正形成，清代封号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又称“至圣先师”。

　　“现代新儒家本是‘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支余脉，梁漱溟被公认为是其开创山门的人。” 张允熠说，自上世纪80年代，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传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到中国访学。

　　与此同时，乘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东风，大陆学术思想界针对“文革”中粗暴批孔的极左思潮开始了“拨乱反正”。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思想界开始反思中国文化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国学热”随之兴起。这一“热”，就是20多年。

　　现实困顿中寻求新发展

　　“孔子像的命运形象地影射了孔子和儒家在当前的尴尬处境，为什么中国人不再欢迎孔子?” 张允熠告诉大家，首先，作为血缘宗法社会和农耕文明的思想产物，儒家思想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

　　其次，在现代社会，儒学在现代大学制度和自然与社会科学面前显得十分原始和质朴，儒术更是无法与现代技术比肩，而儒教更不具备那种有关灵魂皈依的宗教神学思想体系，因此终究起不到宗教的作用。

　　然而，这些都不等于说儒家已经一无用处。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把“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而儒家文化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标志性、代表性符号。在当前“三聚氰胺”毒奶粉、瘦肉精、染色馒头等事件屡见报端之时，孔子的教诲和儒家伦理仍然有着对社会的强力针砭和救治效用。另外，十八大报告中所强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24字表述，其中就汲取了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儒家的生态思想也值得借鉴。“总之，我们要用历史的、科学的眼光看待孔子和儒家，把它作为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以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张允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