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孙秀兰从一张报纸上看到世界上关于遗体捐献的报道，“殡葬费钱，讲究的事儿也多，买墓地就得几万元钱”。一开始只是想给孩子省钱的孙秀兰拿着报纸跟老伴说想要做遗体捐献。

　　后来，老赵寻思了半天跟孙秀兰说：“那我跟你走吧，别到时候俩人再分开。”

　　1998年，把这事看成平常事的俩人拿到了公证书。一对儿女则激烈反对——“你们死了不管了，大爷舅舅们说我们把爸爸妈妈捐献了，大卸八块了，那么不孝顺。”

　　这种情况下，老两口索性跟儿女们耗起了马拉松。

　　难听的话一波又一波，很多亲戚们都觉得“老赵是穷疯了要卖器官”。老赵说我就把耳朵堵起来，眼蒙上，权当肩膀上托着个葫芦。

　　“当时往哪儿捐?谁要?都不知道。问了好多家医院才知道医大接收遗体，眼科医院接收角膜。一开始到眼科医院要表的时候还不给，人家觉得咱是工人没那觉悟。”

　　直到2002年，拗不过俩夫妻的儿女们终于点了头。也是这一年的3月31日，老赵清楚地记得这一天，他和妻子孙秀兰办完无偿捐献遗体的法律手续，就在自家门口钉上了一个牌子，“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小组”。家庭电话成了“捐献热线”。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老赵就再也没在家里过过一个春节。

　　赵永华总说，“人在做，天在看”。老赵也总觉得，“先走为大”，走的早的都是先人。“捐献者在天上看着自己，要是把这事给办砸了，真到了地底下，人家说，‘老赵你不行啊，我们上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