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来凤说，广东省高院在未通知受害者家属的情形下开庭，并在受害者家属未得到一分钱赔偿的情况下改判唐海燕死缓，“改判欠公平、公正、公开，我们不服!”

　　周飞龙是这个农村家庭的顶梁柱，他被害后，留下一双年幼儿女，当时女儿10岁、儿子5岁，需要赡养的父母也已年过五旬。他出事后，妻子龚丽梅改嫁，由于改嫁后新家庭有3个小孩，龚丽梅并无余力抚养留下的两个小孩，这个家庭因此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中。

　　周来凤说，侄女已经初三了，哥哥周飞龙生前的愿望，就是要让子女多读书，跳出“农门”，但现在，学完义务教育阶段后，侄女很有可能因交不起高中学费而辍学。

　　这个家庭经反复争取后，获得了广东省高院申报下来的5万元司法救济款。但周来凤说，这点钱，根本没法安慰这个痛苦的家庭。

　　虽然已经嫁出去了，周来凤却成了这个家庭最执著的上访者，她来到北京，一边做家政服务养活自己，一边坚持不懈地“伸冤”。

　　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她的诉求很简单：“要么就是杀人偿命，要么就是给钱。不论如何，我都要为哥哥讨个说法。为了他的孩子，我不能放弃。如果就这样放弃了，我会遗憾一辈子的。”

　　法院改判依据是否成立

　　记者与广东省高院负责审理该案的法官林葵生取得了联系，他拒绝就此案置评。

　　广东省高院一位对此案有所了解的法官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其不愿对此案表达具体意见，但表示，对于此类案件，确实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法官判决结果会不一致的情况。

　　该法官表示，虽然现在强调“少杀慎杀”，“但情节特别恶劣，罪行特别严重，我个人觉得罪不可赦的，我不会找理由，会判死刑”。

　　这位法官说，对于被告人是否立功，如果存在异议，主审法官应当找公安机关认真核查相关细节，经办的警察也肯定会知道真实情况，有时候，深挖一下，认真核查一下，可能就是另外一番天地。“作为一个法官千万不能马虎”，犯罪嫌疑人交代的东西，要看细致，不能为了少杀慎杀，表面上看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就采纳了，这实际上是失责。“作为一个法官，马马虎虎是不可原谅的”。

　　在记者采访中，有人认为，广东省高院判罚不正确，因为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提供同案犯姓名、住址、体貌特征等基本情况，或者提供犯罪前、犯罪中掌握、使用的同案犯联络方式、藏匿地址，司法机关据此抓捕同案犯的，不能认定为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

　　在唐海燕案中，深圳市中院就认为，唐海燕在归案后，提供的同案人徐仁阶的电话为徐案发前后一直使用的，提供的住址也是徐的经常居住地点，而非事后专门的藏匿地点，因此，对辩护人认为的重大立功表现辩护意见没有采纳。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教授顾永忠则指出，《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颁发于2010年12月22日，而广东省高院的判决是在2010年10月5日，因此，广东省高院只能适用颁布于1998年4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五条规定：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的情形中包括“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等。“在新规定出来之前判处，援引当时有效的司法解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顾永忠说。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劳东燕也认为，犯罪分子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能有效减少司法机关的工作量，节约执法资源，因此，可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对于原告未被通知开庭的问题，上述广东省高院接受记者采访的法官说，原告没有上诉，就不会通知他们。但是，有时候，作为原告上诉人，尽管没有上诉，法院为了化解矛盾，原告提前提出要求了，一般也会通知他们出庭。

　　此案中，被害人家属提起了上诉。阅看了此案两份判决书的顾永忠表示，该案中，被告人家属在民事案件中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不通知家属参加二审活动，“如果事实确实存在，应该属于程序违法”。

　　顾永忠说，周飞龙的家属在此案的刑事部分是被害人，法院也应当通知家属，“参与不参与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有权参与，但可以不参与，不能不通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