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1月，从俄罗斯加加林航天员训练中心主任克里姆克中将手中接过“联盟”号飞船指令长证书的那一刻，吴杰激动地说：“我现在拿的是‘联盟’号飞船指令长的证书，回去以后再拿中国自己的证书，然后驾驶着我们中国的宇宙飞船飞向太空，与你们的和平号空间站对接，行吗？”这抛出的一问，投掷于看似光明的未来，在2001年3月23日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坠毁于地球大气层时，成了最后的绝唱。

　　吴杰是首批航天员队伍中的一员，他比中国其他航天员更早知道这一点。1996年，在中国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以前，吴杰和另一名战友李庆龙作为中国提前选拔出的两名航天员教员，前往俄罗斯加加林航天员训练中心接受基础性科目训练。自加加林飞天之后的60多年间，世界上因探索太空而牺牲的航天员累计达到20多位。也就是说，航天员是一个有着极高风险性的职业。

　　一次训练，李庆龙和吴杰被拉到北极圈的一片雪野，在-50℃的低温中生存了48个小时。训练方提供的全部食物，仅仅是很少的压缩饼干等救生食物。“两天两夜很少合眼，感觉异常痛苦。”李庆龙说，那次训练下来，体重足足掉了4斤。

　　还有心理隔离训练时，一个人被封闭隔离在10平方米的小屋内，整整3天不能睡觉，并且要按照训练程序24小时做规定工作内容。“在凌晨四五点钟最难熬了，人这时候特别想闭一会儿眼，困得非常难受。但只要你闭一下眼睛，监视的警铃就会大响，把你从濒临睡眠的状态拉回来，如果坚持不下来，在第3天睡过去是很容易的事，但这项训练就算是失败了。”吴杰回忆说。困得受不了的时候，他扯着嗓子，一遍又一遍唱《铡美案》。这项训练主要是对个人在长期极端环境条件下进行心理筛选和工作效率的评判，有些脾气暴躁、心理容忍度低的人很难经过这一关。太空看似美妙，听似梦幻，实则是个黑洞般的存在。置身太空，丧失了时间与空间定位感的个人会面临巨大的孤独，那种远离人类文明的窒息感甚至可以让人崩溃。国外执行过太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回到地面后有的转向神学研究，有的开始阅读哲学，也有人从此患上忧郁症。

　　吴杰熬过了3天魔鬼式训练。训练结束后，他收到来自加加林中心工作人员的一束鲜花和一瓶香槟。

　　彼时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起步不久，举步维艰，许多航天员训练所需的特殊环境要求只有加加林中心能提供。吴杰和李庆龙像是两个怀揣秘密北行取经的人，用一年时间完成了4年课程，再运用一身所学返回自己的国家言传身教，很有些北雁南归衔枝筑巢的意味。

　　学满一年后，出生于1963年的吴杰获得了“联盟”号飞船指令长证书。拥有这张证书，意味着他有资格驾驶任何一艘“联盟”号飞船，完成所有职业航天员内心最为梦想的目标——探索广袤的太空。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身处俄罗斯的吴杰和李庆龙，是整个中国离飞天梦想最近的两个人，可以用4个字形容他俩当时的状态：蓄势待发。1998年1月，两人以航天员教练员和航天员的双重身份编入中国航天员大队。

　　2013年12月，吴杰50岁。他始终没能驾驶着中国的宇宙飞船飞向太空，他的战友李庆龙也是如此。时至今日，在互联网上输入这2位航天员的名字，会有上百条互无关联的新闻同时涌现。细细筛选下来，可以零星发现关于他们篇幅不长的报道，外人很难从这些只言片语的缝隙中倒推出他们过去几十年辉煌却又单调的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