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分析，本次人员调整充分体现出上下互动的特点。从自上而下来讲，因中央工作的视野比较开阔，站得比较高，“空降”的官员一般宏观决策能力相对较强。下到地方后，深入了解地方，这样的人才将更加具有优势。有分析认为，这也体现了中共在干部任用方面日渐务实。对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中央部委对国情的熟悉度大有裨益。

　　而从自下而上来讲，汪玉凯认为，地方的人才有着自身的优势，他们往往对地方实际情况了解更深入、更有发言权，地方官员出任部委领导，在今后进行宏观决策部署的时候更能考虑到基层的实际情况。

　　比如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李斌，在主政安徽期间，创造了享誉全国的医改“安徽模式”，在公立医院改革方面，安徽是唯一有两个国家试点城市的省份。这些实践经验或将为其今后深入推进医改起到重要作用。

　　省内升迁保持政策连续性

　　据本报统计，在新一轮地方主要领导的调整中，唯一与“中央空降”人数相同的任命方式是省内升迁。大多情况为省委书记调任他职后，省长接棒省委书记一职，这种情况共涉及4人，分别是：郭庚茂(河南省)、徐守盛(湖南省)、骆惠宁(青海省)、王宪魁(黑龙江省)，南宁市委书记陈武升任广西区委副书记，宁夏区委常委、区政府副主席刘慧升任区委副书记，也均属省内升迁。

　　汪玉凯分析，省内升迁是本轮调整中很明显的一个特征。“过去我们在省委书记的配置上大部分都是从外部调，很少从本地起用。”汪玉凯说，很多省长就是本地人，这次多位省长接棒省委书记对于保持省里工作的连续性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对地方发展是有好处的。

　　基层及艰苦地区人才优先

　　据本报统计，在本轮地方官员调整中，“异地交流”形式任命的官员一共有3位。这是本轮地方官员调整中，继“中央空降”、“省内升迁”之后的第三种方式。他们分别是从青海到江西的强卫、从西藏到青海的郝鹏以及从黑龙江到湖南的杜家毫。

　　汪玉凯分析，本轮人员调整，特别体现了有基层实践工作经验的人才优先得到提升以及在艰苦地方工作过的人才优先提升两大特点。他认为，这反映了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上任后的用人新动向——注重基层经历，注重边远地区人才。

　　“让发达地区的人才到西部锻炼这种现象前几年比较多，而本次人员调整体现出新的特点，可以让西藏、青海等地的人才得到能力提升。”汪玉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