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热线摘 经济增长是由很多因素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这就是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相关的结构可以列出很多，其中最重要当推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

　　首先，从劳动、资本、技术进步三大生产要素结构来看。劳动力的增长是支撑我们过去30余年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每年1000多万农民工进城务工，加入劳动大军，有效地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在今后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这种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将趋下降，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也将长期并存。从资本投入来看，人口日趋老龄化、传统工业化接近尾声以及消费率的缓慢提高，将导致中国几十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趋于下降。随着储蓄率开始下降，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亦呈逐渐下降之势。至于技术进步，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资本回报率低、技术进步缓慢，一直是我国经济长期存在的弊端。总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缓慢，这三个因素叠加，自然导致未来的经济增长趋于下降。

　　其次，从一、二、三次产业结构来看。在过去30年里，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一产比重下降，二产比重迅速提高，三产份额缓慢增长。与此对应的，正是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它表现为大量的劳动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低的一次产业即农业等，向劳动生产率高的二次产业即工业、制造业转移。统计显示，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农业部门的4倍。因此，人口大规模向二次产业转移，意味着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随之加快。此即“结构性增速”。但是，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二产已趋饱和，大量人口和资源要向第三产业即服务业转移。然而，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制造业，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70%。基于这样的差异，当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之时，中国经济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由此导致经济增长速度趋于下降。很清楚，所有这些变化均非周期性的，更不是政策性的，而是经济成长阶段移转使然。这是一个自然的、发生在实体层面的过程。在历史上，发达经济体也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

　　记者：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期的判断，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的判断，二者矛盾吗?

　　李扬：不矛盾。我希望强调的是，我们说中国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虽然听起来感觉不那么令人振奋，但是，结构性减速更多的是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压力、动力和机遇。抓住这一机遇，我国的经济运行将全面转移到尊重规律、重视质量、提高效益和可持续的轨道上来。沿着这一发展轨道前行，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被压去水分，更为真实，从而可能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更多真正的福祉。总之，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比过去稍慢但质量和效益均有所提高的增长速度，恰是我们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保证。

　　摒弃唯增长速度发展模式

　　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存在虚高成分，过高的增长成本、产能浪费和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令我们“实在”享受到的增长成果远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精彩。摒弃唯增长速度发展模式的要点，主要是把发展中的水分挤出来。

　　记者：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3年经济工作时，明确要求的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您对这四个“定语”如何理解?

　　李扬：党的十八报告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我们要的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对速度的这四个“定语”，跟过去的要求有很大不同，是一个很大的亮点。以前讲“平稳较快”、“又好又快”，但实际工作中落实的都是“快”。现在的提法落在了质量、效益上，重申了尊重经济规律和可持续性，这些都是支撑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