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浙江省宁波市天一广场。

　　新安热线摘 蔡勤亮的身后，是一个令人炫目的“节日天堂”。天花板是光洁耀目的圣诞球，门帘是金光闪闪的铃铛，而那些如同壁纸一样铺满墙面的花环——无论它们是蓝色、绿色还是红色，都在反射着令人雀跃的光芒。

　　这位40岁的浙江商人坐在那里说：“我对圣诞节没有一点感觉。”

　　闪烁的“天堂”是蔡勤亮的办公室，同时也是他那间“浙江卓远圣诞工艺品厂”的产品展示厅。蔡勤亮拥有两个生产圣诞装饰品的工厂，产品远销世界各地。每年夏天销售旺季的时候，工厂的工人需要每天加班到晚上10点才能完成订单;而那个100平方米大小的展示厅，则会被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采购商，“堵得水泄不通”。

　　毫无疑问，中国商人已经把这个传统的西方节日做成了自己的大生意。在蔡勤亮的办公室里，一切都在奋力闪烁，尤其是那些镶嵌在花环中的彩灯：它们被拼成驯鹿的形状、圣诞树的形状，或者是英文字母拼写的“圣诞快乐”。醉人的圣诞气氛里，人们几乎会忘记，房间的门外，只是浙江义乌一个不起眼的住宅小区。

　　包括蔡勤亮在内的上百家圣诞用品销售厂商，就这样聚集在福田二村小区的临街商铺里。高大的圣诞树、笑容可掬的圣诞老人，与身后6层高的红色楼房并不协调地共存，组成了这个全球最大的圣诞用品集散地。全球市场上60%的圣诞产品，都是从这里出发，被销往世界的不同角落。

　　提供这一数据的，是义乌圣诞行业协会秘书长陈金林。作为中国少有的几个地方行业协会的对外发言人，他同时估算，如果把范围扩大到“中国制造”，那么全世界用来庆祝圣诞的商品中，有80%都属于“中国牌”。

　　全球的圣诞节都离不开“中国制造”

　　从外表上看来，陈金林是个朴实低调的中年人，但回答专业问题时，他常常言辞犀利。一位美联社的记者曾经询问他，“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结果他立刻不甘示弱地反击：“你们欠中国那么多钱，当然希望人民币升值。”

　　他说自己已经数不清接受过多少外媒采访。“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法国人……见多了。”他带着得意的神色掰着手指列举。

　　吸引媒体的是这里规模巨大的圣诞行业，当然，也包括那个藏在住宅区里的圣诞商品集散地。美国《华盛顿邮报》曾经在报道中描摹这里的场景：260多家“门面房”的商铺，供应着现代美国人圣诞节所需的全部装备——放在前院草坪的塑料雪人和驯鹿，挂在烟囱边的长袜，还有圣诞树上的、亮闪闪的饰品……

　　如同报道随后评论的那样，“全球的圣诞节都离不开‘中国制造’”。摆放在英国商场前的圣诞树，可能来自中国沿海的某个工厂，而摆放在美国家庭草坪上的塑料雪人和驯鹿，则很可能来自义乌福田二村的某个商铺里。

　　2012年，浙江义乌聚集的圣诞企业数量已经超过700家，圣诞用品年销售额超过20亿元。一家名叫航天工艺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向媒体透露，去年公司向50多个国家出售了1000万美元的圣诞礼品，折合人民币6000万元;另一家不愿意透露名称的企业，光是每年发往全球的圣诞树，就已“超过400个集装箱”。

　　伴随着这些渗透全球的圣诞球、圣诞树，常年身处中国东部县城的商人们，看待生意也早已带上了“全球视野”。

　　2010年，蔡勤亮也在接受采访时被美国记者问到了汇率问题，他当时暗藏机锋地回答说：“中国商品价格上升，伤害的是美国普通消费者的利益。更何况，我们可以不再生产圣诞饰品，但美国人还要庆祝圣诞节，还需要这些东西。”

　　这个很少走出国门的企业主，对于不同国家的客户却能轻易区分。他总结说：欧洲人要求精致、产品上档次，还要考虑环保，而南美、中东地区的客户，要求没那么复杂，“只要看着热闹，能体现气氛就可以了”。

　　连全球经济的冷暖变迁，都能清晰映射在这些闪亮的圣诞装饰品上。从2008年到现在，蔡勤亮明显感觉，欧洲、美国的采购商需求减少了，反倒南美洲的一些国家，经济增长迅速，订单数量也有了明显增加。

　　“南美很多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像中国一样，经济一天比一天好，所以消费一直在提高。”他头头是道地分析说。

　　至于新闻里最热门的欧债危机，中国商人们的体会更加明显。在媒体的报道中，一位圣诞用品经销商向媒体抱怨，自己的英国客户，订单金额降低了90%;而蔡勤亮则发现，今年来自己店里采购的欧洲人，明显更青睐“中低端的商品”。

　　“日子不好过，他们就精打细算，想尽量买便宜点，我们也就尽量做得更便宜一点。”他说。

　　“中国改良版”圣诞

　　显然，在“中国牌”的圣诞节里，中国商人们赚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不过，很少有人发现，这些生产小饰品的中国商人，也让西方传统的圣诞节发生了不一样的改变。

　　两年前，媒体曾经报道过一则趣闻：因为国内棉花价格上涨、棉布普遍提价，中国制造的圣诞老人被换掉了棉服，转而穿上无纺布质地的廉价外套。这条新闻里专门计算说，无纺布质地的圣诞老人服装售价最高35元，而法兰绒质地的圣诞服售价每件约为180元——成本足足“缩水”了80%。

　　事实上，义乌的商人们不仅给圣诞老人更换了外套，连用来填充圣诞老人的棉花，他们也试着换成了成本更加低廉的泡沫塑料，甚至是沙子。

　　如同其他“中国制造”引人喜爱也为人诟病的特征一样，“中国牌”圣诞节的变化之一就是“廉价”。媒体报道暗示中国商人们偷工减料，不过在陈金林看来，这一切都是“义乌商人缩减成本的努力”。他说：“一直以来，我们都想用低成本造出高档次的产品。”

　　如果说广东让人们想起手机、电脑配件和苹果公司的iPad，那么浙江的义乌则让人们更多想到袜子、玩具，以及镶着人造水晶的小饰品。人们在这里总能找到匪夷所思的便宜货，早些年，还有人不客气地抨击，义乌卖的都是“垃圾”。

　　回忆起10年前刚刚开设工厂的时候，蔡勤亮笑着承认：“现在看看，我们当年做的东西确实很‘垃圾’。”

　　与广东外商批量设厂的历史不同，浙江的民营企业，大多完全发源于民间。蔡勤亮说，最早开始做圣诞产品的时候，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没有经验，最初几年的产品往往问题百出：原本应该光洁无瑕的圣诞球，却带着擦不掉的“麻点”;另一些产品的配色，也被弄得乱七八糟。

　　他笑着指向办公桌前一串金色的装饰铃铛挂饰。“最早的时候，我们可能给金色的铃铛加上银色的蝴蝶结，或者给宝蓝色的花环配上鲜绿色的字母。”他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铃铛上下要做成同一个颜色，宝蓝色要配银色才会好看。”

　　随后的几年，蔡勤亮一直在改进生产技术，剔除那些“看起来很糟糕”的商品。但直到今天，总体来看，他的产品依然和“高档”扯不上什么联系。

　　蔡勤亮把原因归咎于市场：“大家都喜欢买便宜货，如果产品太高档，就不符合市场需求了。”

　　更多能看得见的改变，也发生在这些“中国牌”的圣诞产品里。蔡勤亮回忆说，最早的时候，按照国外发来的订单，他生产的都是一些很简单的产品，比如一个孤零零的圣诞球，或者一个个单独包装的圣诞铃铛。

　　而现在，摆在办公室里的样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五颜六色的圣诞球像彩灯一样被穿成了一串，几只铃铛被绑在一起，加上一只蝴蝶结，组合成一个更复杂的装饰品。

　　至于那些原本是空心的圣诞花环，中间也早就被加上不同的装饰：有的是一只扎着丝带的礼物盒，有的则是一只小巧的、正在奔跑的驯鹿。

　　蔡勤亮说，一开始，他和其他厂家的商人只是做出来试试，没想到国外的采购商都觉得“效果不错”。最近几年，工厂销售的都是这种“中国改良版”的圣诞装饰品，而那些原本是西方传统、样式简单的产品，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再下订单要求生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