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司法体制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司法人员一定要贯彻责任制，避免责任不明确，内部一定要职责职权一致。现在我们经常是集体决定，责任不明确，出了事就找不到责任人，追究不了，这是体制上的问题。最终往往事情就不了了之了，由财政用纳税人的钱安抚当事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第三，应该赋予受害人一定的追诉权。古代有“诬告反坐”，比如某人诬告别人冤判5年，自己也要去坐5年牢，这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受害人应该有权利参与追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有权启动相关的程序。

　　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蔡险峰：

　　“命案必破”不能模糊责任

　　羊城晚报：在本案中，为什么司法机关会在证据如此牵强的情况下定案判决?

　　蔡险峰：“5·18奸杀案”是命案，“命案必破”是公安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这个硬性要求既是破案的动力，也是压力，甚至导致办错案。

　　很多命案发生后，对公安机关的要求都是层层加码的军令状，上级要3个月破案，到了中层可能只剩下2个月时间，到了基层甚至只有10天的破案期，给办案人员的压力太大。我国目前的侦查技术和手段还不是很先进，要快速破案，很大程度上要靠民警排查、走访，圈定嫌疑人进行讯问，也就是说通过口供破案。

　　刑事技术跟不上，法律对刑讯逼供的制约不够，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保障不够，上级部门对破案的期待，有时候还有舆论压力，受害者家属的情绪……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公安机关就可能会采取一些简单粗暴的方式办案。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的口供，有真有假。但为了尽快破案，圈定嫌疑人后，有时候包括检察院、法院甚至律师在明知证据体系不够完善时，也想把案件尽快了结。

　　羊城晚报：如何看待冤假错案中的司法漏洞?

　　蔡险峰：很多案子都是在当地“挂牌”的，重大案件还会成立专案组，党委、政府也会给司法部门施加压力。专案组本应只负责侦查，但有些专案组被赋予很大权力，检察院、法院的制约力会被压制，很难跟专案组抗衡。这样的话，整个司法过程就被扭曲了。他们甚至还会限制律师的权利，或者威胁当事人把比较强硬的律师换掉。

　　羊城晚报：为什么错案昭雪之后，对办案机构的追究却多数不了了之?

　　蔡险峰：一是大家不愿意查清楚，基本上都是上级查下级，本级查本级，大家都是同一个系统的，牵扯的人又多;没有独立的调查机构参与，能够为当事人平反，进行一些国家赔偿已经很不错。对于办案人员来所，目前办错案的“成本”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