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材料”

　　[“要不是牢头逼我，是不会认罪的，(认罪材料)写的简直是‘西游记’般的神话故事!”杭州警方“采用这种古老卑鄙的手段，串通牢头对我刑讯逼供，办出这种案子是浙江人民的耻辱。”]

　　羊城晚报：为什么当年你们会作有罪供述?

　　张高平：要不是牢头逼我，是不会认罪的，(认罪材料)写的简直是“西游记”般的神话故事!我在监狱里也说了，别说我强奸了，我如果有这个想法，我都认罪伏法!

　　在杭州西湖刑警大队我苦头吃尽：他们让我站了7天7夜，让我蹲马步，不让我吃饭，我实在受不了赖在地上，他们就抓我的头发，我还是起不来，他们就提着我的手铐不停抖，我被抖到骨头都酥了才勉强站起;用拖把棍按我的脚，按到我骨头受不了不停地叫，我一叫，他们就笑，像看猴子一样;又把我按到地上，脚朝天，把我嘴巴封住，矿泉水灌到鼻子里去;打巴掌，跪皮鞋底那些都是小事……现在手臂上还有被他们用烟头烫的疤。

　　更可恶的是牢头狱霸。在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我一进去牢头就打我，嫌我破坏了他吃饭的心情，还给我立规矩，说“老大”上厕所，我要面壁跪下，每天早上还让我朝东南方向拜菩萨。牢头还说，“你态度好点，我写好你抄”。他写好之后，我拒绝抄，他就打我到半死，还说晚上打完50只蚊子才能睡觉，哪里去找50只蚊子?!每次提审回来，都得向牢头汇报，否则就打我。认罪书就是这么写出来的。那天(3月20日)我在法庭上说：“杭州市公安局采用这种古老卑鄙的手段，串通牢头对我刑讯逼供，办出这种案子是浙江人民的耻辱。”

　　张辉：我当时刚进号子，看见袁连芳的第一眼就觉得他不是好人。袁连芳是“老大”，一开始语气还是比较温和的。我说我没有杀人，他听了就让另外两个人打我，让我好好说，每次被打完，他就跟我重新说一遍案子的“经过”，“细节”比我还清楚，还画了图纸，他很能说，也很能写。每次提审回来，他都知道我说了什么，质问我是不是翻供了，只要我一翻供他就叫手下两个人把我拉到厕所里打，打下身。那种痛苦非常惨，我都讲不出来。要不是他，我也不会吃这么大的苦。

　　我们恨牢头狱霸，也恨指使牢头狱霸的人，牢头狱霸没有这个权力，肯定是办案人员指使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牢头狱霸全知道，肯定是办案人员跟他说的，他们串通一气，我绝对不能容忍，太过分了。

　　错案追责难在哪里?

　　公安及司法体系内的“自我纠错”现状使得办错案的“成本”很低

　　张氏叔侄冤案引发的广泛关注中，有一种声音十分突出——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中，预防错案发生的机制十分羸弱，事后“自我纠错”又基本局限在体系内部，缺乏独立调查力量的制衡。这让当事人对相关责任人或部门的追究，显得困难重重。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葛洪义：

　　错案受害人应参与倒查

　　羊城晚报：张辉、张高平错案如今昭雪，对相关国家机关、司法部门应不应该追溯责任?

　　葛洪义：造成冤假错案当然要追究责任。但除了申请国家赔偿以外，能追究责任的部门基本还是在体制里面，比如以所在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来查，如果出现问题再移交司法机关，个人是无法做这个事的。

　　羊城晚报：即“自查自纠”?

　　葛洪义：基本上可以这么说。目前是所在单位以及其上级单位和纪检部门先行介入查处，如果属于行政责任，就追究行政责任;如果属于法律责任，再移送司法机关进行法律追究。我个人认为，通过这个错案反映出：

　　第一，必须落实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国外司法是独立的，所以这类错案几乎不存在。比如说警察抓错人了，检察官是不会批的，即使检察院起诉，法院也不会判，因为它们相互之间是独立的。但在我国，公、检、法一般是协调办案，一旦出现错误，就很难追究。所以我们希望保持司法独立，各个司法机关各自独立行使职权，各自承担责任，哪个环节出了错，就哪个环节承担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