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热线网摘  “我认识凌家滩，是将凌家滩放在距今5600年至5300年这个时间段的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状态的平面上去认识的。”朱乃诚说，“距今5600年至5300年，是中国区域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各地区的文化发展状态、文明进步的步调不是一致的，有快有慢，发达程度有高有低。其中，凌家滩文化遗存则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特色，走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前列。”

　　之所以说凌家滩文化走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前列，朱乃诚给出了如下证据:凌家滩遗址的红烧土块铺装的广场是目前发现的距今5300年以前规模最大、形制结构最为进步的人工广场，凌家滩遗址的祭坛墓地是我国发现的距今5300年以前规模最大、营建结构最为复杂的一处祭坛墓地，在40座墓葬中出土的近1000件玉器又以其复杂精细的工艺体现了当时复杂的思维意识。此外，在凌家滩发现的大量玉器包括石器的随葬形式，是我国古代“玉殓葬”的前身，开启了厚葬之风。

　　“这些凌家滩遗址不同寻常的文化特色，以及所具有的那么多的‘第一’，表明凌家滩文化是同时期史前文化发展最高水平的代表。”朱乃诚说。

　　凌家滩文化的年代大致在距今5600年至5300年，这个时期是中国区域文明形成前的关键时期。“我们从凌家滩文化对周边地区、对于远离他千余公里地区的文化影响，可以看到，在距今5000年以前、在中国区域文明形成之前，各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较为密切，这种各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对区域文明的产生应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凌家滩遗址的一大批反映高层次的文化遗存的发现，使得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模式以及凌家滩文化所达到的社会发展阶段。”朱乃诚说，“凌家滩文化已经产生玉礼器，但玉礼器的形制尚未作为礼玉的形制而固定化，凌家滩文化玉礼器已有组合现象，但尚未形成固定的器类组合，已经具有礼器的内涵，但作为礼器的专一作用或概念尚未固定。同时，凌家滩文化的埋葬习俗已经体现了以玉别贵贱、以玉事神的特点。此外，凌家滩文化的葬俗正经历着以大量玉石器随葬向‘玉殓葬’形式的演变。这些特征自然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态密切相关，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程度。”

　　“凌家滩玉礼器起源阶段的礼仪用玉器方面的五个基本特征，与当时处于中国文明形成前夜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吻合，其社会发展程度正处于中国文明形成的前夜。因此，在距今5600年至5300年前后，江淮中部地区因凌家滩而放射出迎接一个新时代的曙光，她是中华文明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