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他们在之前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官员们总体上有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个人能力，“官爸爸”或 “官妈妈”整体上的教育水平更高，而这种能力很可能通过遗传或家庭教育的方式传给子女。

　　譬如，官员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特点，使他们具有更高见识和更发达的关系网络，官员子女也可能因此获得独特的信息优势。高考志愿填报是一个非常讲究策略的事情，拥有信息优势的官员子女在填报志愿时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经济条件更好的话，那么他们上好大学的机会就更大。

　　譬如，官员子女在大学期间更加努力、更懂得把握学习和发展的机会，积累了更高的人力资本。

　　但是，当研究者们控制了父母户口、学历等变量之后，“官员子女”的身份对起薪的影响基本没有减弱;而在控制父母其他方面的特征，尤其是收入之后，父母政治资本的影响甚至更强了。

　　而在考虑了学校和专业因素后，15%的工资差异也没有被显著削减，“官员子女”和 “非官员子女”上好大学的几率相当;两类学生在持有技术等级证书、入党和担任学生会干部方面也没有明显区别。

　　研究者们并没有对官员子女高收入水平的合理来源给出结论与有着相同家庭结构、个人能力和大学经历的同学相比，一个官员子女可以获得额外15%的收入。“一种纯粹的‘官员升水’在中国社会确实存在。”李宏彬说。

　　而这种影响的具体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