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看来，两国应共同思考所谓“一二三四五”问题。“一”指的是共同面对并破解亚太地区主导权这一根本性问题;“二”指的是中美两套不同的安全与经贸体系的对接问题;“三”指的是对东海、南海、台海三大海域的危机管理;“四”指的是处理好中美日、中美俄、中美印、中美澳等四个重要三边关系的良性互动;“五”指的是在东亚峰会、APEC、TPP、“上海合作组织”及酝酿中的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等五个重要多边组织或机制中的战略沟通与协调。

　　第三，重筑和平新基础

　　中美两个如此截然不同的大国能够和平共处40年，在于始终拥有共同的战略基础。冷战时期是共同的威胁，后冷战时期是共同的经贸利益，“9·11事件”后的10年则拥有共同的经贸利益和合作反恐“双引擎”。现在的情况是，旧有基础或者消失或者松动，新的基础仍在寻觅尚待建立。这样一种特殊状态下，两国关系大局极易因个别偶发事件而发生逆转。因此，尽快确立新时期两国和平共处的新基础十分必要。

　　在全球化、多极化的当今世界，中美之间要想形成类似冷战时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单一厚重基础恐不现实，但针对不同问题形成多个合作支点则完全可能。包括：修补、夯实经贸利益基础，形成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新型经贸互利关系;针对气候变化、能源、资源、人口、环境、全球治理等全球性问题，形成以“共同问题”为牵引的新的合作基础;在国际体系变迁的大时代，共同承担大国责任，同他国一道共创新的国际秩序;在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域”加强对话沟通，形成“命运共同体”和“利害共同体”，共建新的行为准则。总之，中美之间要建立起真正的战略互信虽然不易，但双方培植“合作的习惯”则势在必行。

　　作者：袁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