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对外合作期间，我们坚持了不只是买东西，而是着眼于同步研制。实际上我们没想到他们后来会撕毁合同，只是想先跟着学，最后肯定要我们自己做。

　　记者：但合作的解除，毕竟对中国装备预警机是个不小的冲击。重任只能落在自主研制上，您当时压力大不大?

　　王小谟：当时情况比较紧张，因为需要更快地拿出装备。如果按照科研程序，我们自主研制的科研样机都没做出来，科研样机做出来后还要做出正样机，根据正样机的情况才能决定是否形成装备，按常规说至少还要十年时间。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当时我们提出自行研制，确实有很多人都很担心。

　　但这个时候必须破釜沉舟。通过对外合作，我们也学到了技术，我们又有十年的预研基础，懂得了自行设计。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有利的地方，就是合同中止后，我们已经有了一套自行设计的电子设备样机。在这种情况下，关键的问题是要下决心自己做。

　　到了第二年，我们的科研地面样机就全面做好了。又过了一年，样机就飞上了天。这样，样机做出来后，关于预警机后面的发展，大家意见就非常统一了。

　　记者：我们自己做预警机，有哪些困难?

　　王小谟：预警机上要把很多技术集成起来，是非常难的。比如电磁兼容性，把这么多电子设备集成在一个飞机上，完全是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而且加装的电子设备比合作期间的要多。信息融合方面，因为预警机上天不是独立的，它还是一个指挥所，战斗机要跟着上去。每架战斗机上都有雷达，地面也有好多雷达。如果出现一架敌机，五架飞机看见它就是五个坐标，都报告给预警机，预警机就得综合判断到底是多架还是一架。

　　在开发预警机的过程中，我们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能选择飞机，只能用外国人的。但你用哪个飞机，哪个飞机就卡我们。比如当时某国看我们做出预警机了，就不想卖飞机给我们了。这不卖不要紧，逼得我们在小一些并且是我们自己生产的飞机上面也能做到一样的性能。我们利用自身的特点，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做出了有自己特色的预警机。

　　国产预警机，在数以万计的参研人员肩膀上起飞

　　记者：中国预警机的横空出世，背后是数以万计的人的无私奉献和攻坚克难。像您就要经常到茫茫戈壁的试验现场，40多摄氏度的高温，飞机上高分贝的噪声，晚上经常加班到凌晨，这些都是家常便饭。

　　王小谟：预警机是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环环相扣，任何一个微小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整个研制任务的失败。但数以万计的参研人员，有困难共同克服，有难题共同解决，有风险共同承担，凝聚成一股气势磅礴的强大合力。

　　我们的预警机设计人员玩了命地干，连续五年没过过一个春节，都是在试验场和部队度过的。大家一天当作两天用。没有这种精神干不出预警机。

　　我举两个例子。预警机工程立项时，某分系统负责人还不到36岁，他带领项目组人员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工作，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几年后，他满头黑发都变成花白。还有一位某分系统负责人，在工程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被查出身患癌症。在化疗进行到第六次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头发全部掉光。但她心里始终放不下自己的工作，一次又一次请求回到工作岗位。令人悲痛的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昏迷后，她再也没有醒来，永远离开了她无限眷念的预警机事业。

　　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两个型号的空中预警机飞到天安门城楼上空，我当时就掉眼泪了。在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怀念那些为预警机事业献身的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