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其实您对核能的态度是随着历史与时代的变迁不断调整与修正的。

　　何祚庥：我过去是原子能积极的鼓吹者。我鼓吹核能的时候，现在这些搞核能的人，还没有生出来，或者只是小娃娃。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中宣部工作，配合钱三强一起编写过《原子能通俗讲话》，那时候我的职责就是宣传原子能的重要性。

　　后来几十年，我对核安全问题越来越持怀疑态度，特别是美苏相继出现了重大核事故之后。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意大利的一次学术活动上见到了氢弹之父泰勒教授，这个匈牙利籍美国科学家告诉我：“我告诉你一个重大成就，我们美国现在已经解决了核安全问题。三里岛、切尔诺贝利事故都是人为操作错误造成的。为了避免人为错误，应该用系统操作，设计成‘傻瓜堆’，把安全问题交给自动控制系统。何教授，我认为你可以向你们的国家报告，中国可以放心大力发展核电站了。”

　　这次谈话对我触动很大，回国后我向中央作了汇报。正是在此之后，中国才开始转向大规模发展核电站。我不敢说是我的汇报起了作用，但这里面的确有我的这一票。

　　一直到了2011年，福岛给我的震撼实在太大了！彻底破灭了中国可以放心大胆发展核电站的神话！福岛的控制系统正是泰勒教授说的“傻瓜堆”，当时以为是很成熟的技术，现在却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我也是在福岛出事之后才彻底开始反省。2011年院士座谈会，大家开始讨论中国的核能出路，他们多数赞成继续大力发展，只有我跳出来反对，在场的所有院士中只有师昌绪先生支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