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期，和国民党一起退到台湾的外省年轻人创立竹联帮、四海帮等黑道帮派。

　　港台的帮派，随两地居民移民海外，开始在全世界扩充地盘。“1960年代，很多香港青少年来到美国唐人街。部分人因为语言不通，也缺乏当地人的朋友，就退学，拉帮结伙在社区里面闹事。而堂口就把这些青少年团体拉结进来，扩大自己的势力。比如当时的堂口‘东安公所’就和‘东安帮’结合在一起了，福建同乡会有了福清帮，这都是一个堂口和一个帮派的结合。”陈国霖教授说。

　　19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国门逐渐打开，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移民成风。据英国的《英中时报》主编叶声向本报记者介绍，“他们把国内的黑社会结构、运作方式都带了过来，包括历史上比较大的传统团体。而新移民的帮派等新势力兴起，又引发了抢地盘等新冲突。”

　　边缘困境

　　旅日华人蒋丰对本报记者介绍，在东京的新宿，中国人开店，常有日本黑社会收保护费，而中国业主拒绝缴纳，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在日本的华人黑社会组织来保护自己。

　　某种程度上，华人社区被华人们看做自己保护自己的方式。但在当地人看来，唐人街总是一个神秘的世界。“很多外国人，突然间看到这么多中国人来了，他们也很紧张，他们会想，会不会是黑社会啊，是不是偷渡客啊。”陈国霖说，“他们不了解唐人街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华人黑手党”这个词，从1990年代末开始，在法国媒体上频繁出现。而在几位长期居住法国的华人看来，这正是由于法国媒体对华人社会了解甚少，只能通过极其有限的信息出口(例如一些帮华人申请居留权的法国律师)了解，由于信息传播失真和个别人故意夸大，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概念。

　　但是另一方面，大量华人非法移民的存在，也导致他们只能通过参与非法的地下活动谋生。

　　1990年代初，第一个中国人在意大利的普拉托定居，而在今年6月底意大利警方实施打击华人黑帮行动时，官方统计称当地4.5万华人中拥有合法身份的只有1万人。

　　一位要求匿名的旅居法国的华人对本报记者说，就他所知，就有“几十甚至是上百的国内的刑事犯罪分子偷渡西欧”，而欧洲相对宽松的法律环境令他们“似乎找到了新天地”，很快拉帮结派，“而在中国所欠人命的多少，成为他们的资本，决定坐次的分排”。

　　少数人损坏了华人的整体形象，以至于现在意大利政府不允许成立中国街，一名意大利警察给陈国霖教授的解释是，“只要你们中国人聚集在一起，就会有中国黑社会”。

　　同样的，当东京的池袋地区计划成立新唐人街时，也遭到了当地政府、民众和媒体的一致反对。在日华人李小牧对本报记者说，“中国人想团结起来，本来是好事，但被人家抓住了不少辫子。中国人针对自己同胞的伤人、绑架都有发生。包括在1994年夏天在歌舞伎町发生四起中国人自相残杀事件，而且每次都死了人。”“在池袋，每15分钟就有警车巡逻一遍。”旅日华人蒋丰说。

　　这种主动或被动的区隔，令唐人街往往成为华人与当地社会的边界。华人不容易融入主流社会，在唐人街内以老乡会、社团的方式实施自治。缺乏当地公共资源的支持，加上大量底层移民的涌入，又使唐人街成为犯罪活动的温床。社团与犯罪结合，形成帮派。

　　尤其是近年来，欧美经济衰退，大量华人新移民找不到工作，终日闲逛。他们为偷渡欠下了巨额债务，恶劣的务工环境让他们越觉前途无望，于是更加被当地社会边缘化，滋生出犯罪行为。“但无论如何，中国人在国外毕竟只是‘客人’，寄人篱下，他们的势力是不太可能扩大到能与当地黑帮分庭抗礼的，即便要合作，华人黑帮也没什么要价的资本。”陈国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