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尤其是道德文化上“苦乐”和“幸福”观念的一种极度扭曲。人和其他动物一样，有趋乐避苦的天性，但是，人类的趋乐避苦中包含着对“苦”和“乐”的价值判断。中国古话说，君子好财，取之有道。如果说“好财”是人的天性，那么“有道”便是道德价值的标准。贪腐的“无道”按理说应该会给贪腐者带来良心的不安和罪恶感，但是，这种良心的不安和罪恶感对他们已经不再起约束作用。满足贪得无厌的欲望带来的“乐”，超过了良心不安带来的“苦”，腐败便是对此乐与彼苦的一种反道德选择的结果。

　　可怕的是，在当今中国的幸福观中，这种选择不只是贪腐官员们的，而且也几乎是全社会的。许多人都把无限的物质享受放在人生成功、快乐和幸福的第一位，至于获得这种成功和幸福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则是不重要的。在一个物欲横流、功利主义的社会里，一般人虽然仇恨贪官，但并不摒弃他们的幸福观，只要能有机会坐上官位，他们自己也随时可以一样的贪腐。在一个幸福感扭曲的社会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贪腐队伍”的后备队员。

　　在这种情况下，“官位”与“贪腐”的关系本身便成为贪婪的一个制度因素。哈特曼指出，“贪婪与对权力……之间有着内在联系，贪欲引导人们以错误的目的去从事政治”，这不仅使得政治可以被金钱收买，也使得敛财本身成为从政和当官的目的。这二者的联系自古存在，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由于政治权力的高度组织和高度集中，“贪婪者攫取财富和权力的机会是前所未有的”。

　　因此，在现有的权力制度中，官位的造贪作用要远比官员的个人腐败是一个更为本质，也更难解决的问题。在一个几乎人人都可能成为贪官后备队员的国家里，贪与不贪的区别仅仅在于有没有机会去贪，或者今天的小贪会不会影响明天大贪的更好机会。由于道德是非的不明，即使有的贪官受到处罚，也只不过是为了防止“亡党亡国”，而不是因为贪腐本身的道德罪恶。与这种实用主义的反贪婪不同，从人格失调来认识贪婪，看清它是一种有制度和权力成因的，足以蔓延为国民品格道德瘟疫的可怕恶疾，或许更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贪腐和贪婪的实质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