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空间资源日益紧缺的龙岗，如何推进社区“腾笼换鸟”步伐，是推进龙岗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新安热线摘 近期，受到“房叔”“房婶”事件影响，龙岗区南联社区干部周伟思被曝坐拥80套房产20亿元资产，再次成为街头巷尾广为关注的人物。

　　事发后记者第一时间进行采访，发现周伟思其人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南联社区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一个是南联社区工作站常务副站长(目前因调查暂被停职)，与此同时，在讲述其过去20年的工作生活轨迹时，记者也发现了两条清晰的轨迹，一条是自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的经商历程，一条是自2002年开始进入村(2004年城市化后改为社区)的行政化工作。

　　在多个视角的采访中，周伟思的两张脸谱跃然纸上，分别是商人、村官。记者多方收集整理知情人士对周伟思的描述，试图还原这么一个有点传奇色彩但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又相对普遍的人物，以期寻找转型发展背景下社区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弊端。

　　■商人周伟思

　　“他有经商头脑，商人富了想当‘官’”

　　“他以前是村委主任，挺好一个人。”一位认识周伟思的基层公务员坦言，感觉周伟思待人接物都还行。

　　那周伟思到底有没有20亿?上述公务员称周有钱有房，有没有20个亿，就说不清楚。对于很多人所言的周伟思的传奇色彩，他认为周的“成功”更多的归结于有经商头脑，“建厂房，招商收收租那种，龙岗有好几个这样的人，不过他们没做村官。”

　　有网友质疑，周伟思在社区干了10年，难道就未曾从社区中捞取半点好处? 前述人士表示，没有多少好处，但可获取一些信息，信息对商人就是钱。

　　那为何周伟思在富了之后要跨界“做官”呢?上述人士分析，周伟思与很多商人富了想做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一样，“商而富则仕”。但村官不算官，村官也太低级别了，为何不去当更高点的官职呢?“人各有志。”该人士分析。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周伟思本人比较有钱，以其资产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也算正常，他任社区副站长10年四届，也带动了社区经济发展，他在当副站长之前也是普通村民，后来是被90%多的村民选举出来，有一定群众基础。

　　■村官周伟思

　　“超过90%支持率，希望带动经济发展”

　　据了解，周伟思在商海的成功曾一度让村里的年轻人羡慕和佩服，并成为榜样的人物，其中与其同宗族的周某杰或许就是一位。

　　据了解，爆料人周某杰与周伟思均是周氏宗亲家族成员，一个是“70后”，一个是“60后”，年纪相差10岁左右，两人关系一直还好，周伟思甚至还帮周某杰装修过房子，但随后随着旧改拆迁补偿等问题，相关矛盾开始产生。

　　南联社区知情人士李先生告诉记者，年轻的周某杰从未到社区工作站任职，自己开了几家公司涉及物业、园林、夜市和清洁，但其性格很诡异，留着长长的大胡子，1米7左右的个子很瘦。

　　而对于周伟思，李先生则透露，周伟思的“从政”之旅有点“特别”，他一开始并没想过要当村委干部，2002年他被选举为村委会主任，2004年深圳全市城市化后，村委会改为社区居委会，成立社区股份公司，周伟思又兼任股份公司副董事长，但其居委会主任一职担任到2011年。这一年换届选举中，他卸任主任一职，以超过90%的支持率当选工作站常务副站长。

　　“2002年以前我们南联社区经济很差，甚至到了资不抵债的处境，周伟思从1982年开始经商、开饭店、搞建筑行业、开公司，到2002年时他名下的物业已有很多，资产也不少，这在龙岗片区很多人都知道。”李先生说，很多村民看到他的情况，都支持他到村里来干，希望他把村里经济搞上去，村里老人多次做工作推荐他，后来选举时他果然高票当选。

　　谈及社区这十年的变化，李先生说在2004年前社区没有分红，之后分红慢慢增多，目前居民每年能从社区层面拿到2000多元分红，加上居民小组那一块的分红，可以达到数千元甚至1万多元，社区也给居民买齐了社保，并有奖学奖教资金。与此同时，周伟思在慈善和公益方面也为社区增添了荣誉，据悉周伟思在汶川地震时捐了10万元，去年又在惠州市惠东捐了200万元建了一所学校，前两个月他还捐了30万元到河源市紫金贫困山区修路。

　　“这样的举措年年都有，他甚至还在2000年前后收养了一个女儿，现在都念初中了。”李先生表示，社区很多居民都受到过周伟思的帮助，甚至连夫妻吵架都要他来调解。

　　■冲突症结

　　城市化旧改中的社区江湖

　　据了解，南联社区是位于龙岗城市经济大动脉上的一个典型社区，其经济发展从以前的马路经济开始升级转变，目前辖区城市更新和旧改项目较多，不少开发商都入驻。“我们这个片区的旧改在全区是推动得比较快的。”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涉及到一些个体利益，争议有时难免。

　　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透露，周伟思事件中就有旧改方面的原因。据悉，举报周伟思的爆料人代表周某杰因为旧改拆迁补偿对周伟思有过意见。

　　据透露，周某杰原本有一处2200平米的物业因旧改要拆迁，当时谈的时候开发商同意按物业方式补偿，为了顺利推进拆迁，开发商还同意按1万元/平方米的标准先给予其押金(相当于保证金，等新物业建成后选房时要把钱退还)，给了2200多万元，随后开发商又为尽快推进拆迁事宜，再次给了周某杰1200多万元，总共给的钱数为3400万元，“这个标准在目前是最高的”。后来在与开发商交涉时，周某杰被告知要选新房子必须退还3400万押金，钱和房子只能二选一，但周某杰不肯退押金，钱和房子都要。

　　由于周伟思当时负责该旧改项目，周某杰找到他示意让他去找开发商做工作，但周伟思表示这个事没法干、谈不了，随后在未得偿所愿后，周某杰便带了10多名村民到社区散发材料，并到网上举报周伟思。

　　业内分析，近年龙岗城市化进程十分迅猛，尤其是很多位置优越的社区旧改项目很多，这边引发了利益纠葛，作为最基层行政序列、甚至都不算什么官的社区干部们，一方面是旧改拆迁的推动者，另一方面又是旧改拆迁中的利益方，这两个角色融于一身，对他们是个考验。

　　“我们居民小组靠近地铁的一块地就被社区以9000万元转出，听说一些社区干部因此将分到300平方米的房子，一些签名同意的居民还拿到了好处费。”在南联社区一位居民眼里，社区在集体资产管理上应更规范，特别是涉及个体利益和集体要平衡好。

　　股份合作公司治理痼疾如何拔除?

　　业内表示：加强监管的同时,治理结构也亟待变革

　　上周，网上出现一则《深圳南联社区干部周伟思坐拥20亿资产》的帖子并引发媒体竞相报道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

　　业内人士表示，这则新闻凸现了龙岗区股份合作公司目前在公司治理方面所存在的管理失范、政企不分甚至家族控制的痼疾，以及短时间内难以按照真正的法人企业治理结构来管理集体企业的现状，特别是在龙岗面临着大规模旧改的当下，现有的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治理结构难以保证利益巨大的“旧改蛋糕”能够得到公平合理地分配，类似周伟思事情今后或将仍会上演，因此在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监管的同时，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治理结构也亟待变革。

　　“旧改蛋糕”巨大引发博弈

　　“原来社区经济主要以出租经济为主，这几年龙岗开始产业升级了，目前城市更新成了社区经济转型升级最重要的手段。”业内人士表示，龙岗区大部分的土地空间资源都在社区手中，在当下空间资源日益紧缺的龙岗，如何推进社区“腾笼换鸟”步伐，是推进龙岗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目前社区手中的空地不多，多是建成区，因此推进城市更新就成为推动社区经济转型以及龙岗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抓手，特别是一些交通便利、重点区域的社区更是成为了龙岗旧改的重点区域。

　　由于近年来深圳房价的暴涨，通过旧改建商品住宅也成为了一块硕大的“蛋糕”，特别是一些交通便利、重点区域的旧改项目往往会给村民带来巨大的财富。位于龙岗中心城区的某街道的一位工作人员曾告诉记者，该街道内一个位于中心城区的老村改造后，在街道办工作的该村居民几乎都换了车，而且全部是近百万元的豪车，“虽然没有关内那样催生一批亿万富翁，但多数村民成为千万富翁是肯定的”。

　　房价高昂使旧改带来的财富增值普遍超乎社区居民的意料。在周伟思事件中，周伟思的回答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在回应旧改地块为什么卖得那么便宜时说：2004年那时地价、房价，不能和现在相提并论，那时龙岗中心区最好的房子均价才4000多元钱，现在多少钱?

　　“因此目前村民对旧改往往都有较高的期待，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赔偿，而旧改成本高，开发商也希望能够尽可能减少成本，开发商与村民就存在博弈的关系。”业内分析认为，这种情况下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相关负责人处境微妙，围绕着利益巨大的旧改，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股民(原村民)对社区相关负责人不信任就会增加，会担心社区干部从中渔利损害多数股民的利益，在一定的情况下，矛盾就有可能会激化。

　　社区公司法人治理缺乏制约

　　业内人士认为，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内部特有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也易导致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股民对社区负责人产生不信任感从而引发矛盾。

　　据介绍，目前龙岗很多村民都是一个姓，宗族关系盘根错节，很多时候有事也习惯于内部解决，虽然现在成立股份合作公司，但实际在公司治理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进入市场的企业。

　　“目前股份合作公司负责人权限过大，而且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对股份合作公司情况相当熟悉的一位基层办人士认为，龙岗的股份合作公司往往是所谓的“能人治村”。由于权力缺乏制约，部分掌权人可能会“胡作非为”。

　　“多数股份合作公司仍然采用行政模式进行经营决策。”龙岗区国资委相关人士则用政企不分来表述目前的公司治理情况，“股份合作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为不规范，在资产运营、资产处置、大额资金、投资构建等重大事项决策方面不规范，股份合作公司财务管理也显得‘乱、散、拖’，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公司法人治理决策机制流于形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涉及旧改利益处置时，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股民容易怀疑股份合作公司相关负责人利用职权便利侵占集体资产为个人牟利，并损害到大多数股民的利益。”

　　而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股民大多受知识文化水平所限，对股份合作公司管理层的制约也相对有限，“又是乡里乡亲，有些还是族人，因此很多时候他们会成为‘沉默的多数’，但旧改所蕴含的巨大利益会让这些‘沉默者’不再沉默。”有关人士表示。

　　政企不分易引发“以权谋私”的质疑

　　记者在南联社区走访发现，在一些居民眼中，周伟思是侵吞集体财产以权谋私的恶人;而在另一些居民眼中，周伟思却是带领大家发家致富的“好干部”。相关专家表示，这种分歧的产生，实质上是在信息公示缺位的情况下，社区干部、股份公司负责人、私人公司老板三重身份合一后产生的尴尬结果。

　　专家认为，社区工作站作为街道办事处派驻到社区的工作机构，承担着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在社区的各项工作和公共服务。但目前尚无明文规定要求这些承担基层管理的社区干部公示财产和停止经商。因此，在缺乏信息公开的情况下，当社区干部、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负责人、私人公司老板三重身份集于一身之时，拥有巨额财产难免会让群众产生“以权谋私”的质疑。

　　据介绍，政企不分也一直是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发展的制约因素， “这不但加重了股份合作公司的负担，造成大部分负责人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社会公共管理事务，而不是公司的经营发展，并使公司经营带有浓厚的行政干预因素，严重影响其市场化、效益化运作。”龙岗区国资委的一位人士表示，政企不分也使得股份合作公司习惯于采用行政班子代替经营班子的决策模式。

　　目前，虽然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建立了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四会，但流于形式，仍然是行政班子主导经营决策。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龙岗区有意推进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政企分开步伐，如去年社区换届时曾推动居委会和社区股份合作公司不再交叉任职，不过由于居委会的职能和工作量相对较少，因此在居委会任职对于社区股份合作公司领导成员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实际上，兼任工作站的职务影响才是最大的，可以说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和工作站分开才是政企分开的标志。”有业内人士评价，就算居委会和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完全不能交叉任职，也只是政企分开迈出一小步，“步子并不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