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热线讯  在2003年的4月1日，我们失去了张国荣。我们，是指中国人，或者华人世界，或者更多认同张国荣的人们。而生活在大陆的我们，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才蓦然发现，那个以“程蝶衣”的名字起步，走进大陆文化生活的张国荣，已于不知不觉之中，潜入了自己的心里。许多人从四月里开始，一步步地走近张国荣，感受着他的精神气息同时感受着自我的生命，而一个颇为特殊的情境是：传媒的诚恳与热忱，始终与我们的感受同步――共同去纪念一个香港的艺人。借助传媒，借助网络，也借助那些较早了解并爱惜张国荣的人们蕴蓄既久而突然迸发的铺天盖地的激情，你可以在一个被猝然压缩的时空中去收取方方面面的信息。于是，我们见到了在电影辉煌之外的张国荣，见到了他的歌艺与舞台经典，见到了他的智慧与善良，他丰富的个性与传奇般的真诚的人生历程。我们重新认识并讨论他的艺术成就、体味着他的人格力量、揣摩他所抵达的精神层次与生存的境界。可以说，是在这个忧郁的四月里，在SARS的危逼下，在对生命意义的反思之中，我们开始认识了，一个叫做“张国荣”的香港人。

　　因着电影《霸王别姬》的缘分，张国荣进入大陆的文化圈，以此开始，他感染了所有接触过他的人，――我们从众多的回忆文字中获取了这样的信息，这些文字承载着书写者们的一往情深。这是心与心的交流，这是对张国荣的品质的回馈。但同时，或许不那么有趣的是，我们听到了一种奇怪的“重音”，一种“难言之隐”。众多的文字既充满敬意，却欲言又止。呑呑吐吐，遮遮掩掩，矜持得可以。“人都那样了，还让我们说什么!”真的可以因此沉默么?更令人奇怪的是，近年来热热闹闹的大陆文化批评，于此却呈现出了一种暧昧的麻木与寂寥。

　　我们发现：面对张国荣，大陆的文化批评，竟然失语。 沉默，是因为张国荣的份量不够、成就不及，还是其它?是他不能“与鲁迅比肩”，还是因为“更具文化符号意义的艺人还有很多”?我想，理由可能会更多。曾几何时，我们才见到对金庸的堂皇评价，周星驰也以文化英雄的形象登上了北大讲堂，我们还见到崔健的歌词成为“新诗”经典，――流行文化被精英文化所收编，似乎已不是什么麻烦事儿。但为什么，对张国荣，一个在20世纪中国最典型的文化市场中始终不懈地坚持艺术追求，并以自身的真诚敬业、才华悟性而达到一种崇高境界的人，如此吝言，如此的矜持。

　　从某种意义上说，欣赏张国荣、认识张国荣、感受张国荣，是一种奢侈，一个境界，也是一种能力，而解读张国荣，在今天，或许是一种压力、一种奢望，但更是一份责任。

　　仔细品味张国荣的辞世所引起的震荡，将会发现它含有一种极为特殊的性质，即它是相当“私己化”的，它直击着每一个个体的心灵。借用“荣迷”们的一种极致的又颇为直白的表述是：它不同于亲人的离去、父母的离去、甚或精神领袖的辞世，而更像是：我们个体生命的一部分的流失，或升华。它是一个遥远的而又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件，它是一个私己的、可以触摸的灵魂。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张国荣是以他的表演人生，同我们展开着个体的心灵对话，这其中，有着强悍的人文力量。以他说法是，他用一颗心，交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同时，他也呼吁他的观众，回馈一颗真诚的心。这使我们悟到：当我们说“文化符号”的时候，它也是有生命的，一如我们自己，如同我们这些平凡的人生。自四月以来，张国荣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或许是，他发掘了流荡于民间的、充溢在普通人心灵中的人文的力量。他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在我们“文化研究”中，众多的“批评”、“阐释”，只能是一种对他人理论的重写?批评，是批评家们以语词、概念为载体，探索世界、探索生命的方式，是批评家们的生存方式。

　　或许，我们的确不应过于地“理性”化，只记得某种“理论操作”的过程，而忘记了人文学者应当持守的“人文精神”。 亦或许，我们还可以扣问自己的心灵：面对张国荣，我们是否真的，无言以对?

　　谨以此文，纪念尊敬的张国荣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