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还没想好怎么办

　　叔侄俩的代理律师朱明勇说，申请国家赔偿有效期是两年，所以张辉、张高平打算先回老家看看、安顿下来，律师会为他们争取最大权益。

　　张辉、张高平回到歙县老家后，他们的代理律师团队也坐上了回北京的火车。“我在火车上，正在想这叔侄俩以后怎么办呢，以前他们是村里最富有的，现在回去什么都没了。”昨天下午，记者致电张辉代理律师朱明勇时，他也在为叔侄日后的生活发愁。

　　“按照规定，国家赔偿162.65元/天，一共约58万元，精神赔偿这块最高可上浮50%，也就是说最多大约能申请到90万元。”朱明勇说，自己会尽力为张氏叔侄争取最大的赔偿。昨天，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会依法对张氏叔侄进行赔偿。

　　叔侄以后有什么打算呢?“刚到家，太累了，他们现在还没有户口，也没有身份证，准备歇两天再说吧。”张辉的父亲说，儿子和弟弟被关了太多年，这次回来要好好歇歇。

　　对话

　　记者：终于走出了监狱，是什么心情?

　　张高平：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我相信这一天会来的。如果没有枪毙掉我，我就去找勾海峰(此案真凶、已被执行枪决)的家属，我知道DNA可以通过家属鉴定。虽然我能出来很高兴，但是我还是有顾虑的，我都49岁了，我不知道回去做什么事情，怎么生活，我身体也不行了，一天到晚耳鸣，眼睛老花，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记者：拿到无罪判决书，哭了吗?

　　张高平：我咬着嘴唇不哭，我哭了家人更难受。

　　记者：听说你被判刑以后，你的妻子跟你离婚了?

　　张高平：是的，那时她24岁，怀了4个月身孕。高院判决书下达以后，她就来监狱(跟我签字)离婚了，孩子也没了。

　　记者：出来后，会跟她联系吗?

　　张高平：我会寄一封无罪判决书给她，见不见无所谓，我不会打扰她。

　　记者：如果没有发生这个事，你现在会是什么状况?

　　张高平：我当时在帮一个电缆厂运货，那时候一年的业务就有几十万，不管大货小货都找我一个人，(我被抓以后)厂里的业务给人家做了，现在人家都买了七八辆车了。

　　记者：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跟其他冤案的当事人有不一样的地方?

　　张高平：我觉得比他们更冤，因为我们是做好事，本来就想放(受害人)在杭州外环线，就不管她了，我看她是个小女孩，不放心，才送她(到目的地)的。

　　记者：如果你再遇到这种事情(指有人搭便车)，你还会这样做吗?

　　张高平：我会。如果是我开车带人的话，有直接的地方，我会送她坐上出租车，然后把车牌号码记下来。